北宋中期，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在北宋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但新政很快随着主导人范仲淹自请外任和被迫罢相便归于失败。虽然从表面上看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是源于“朋党之争”导致的范仲淹下台而引起的，但是就“庆历新政”失败本身而言，也存在着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。主观上，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上缺乏调查了解，过于主观、急躁；客观上，当时社会矛盾比较复杂，北宋王朝尽管腐朽，但还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和相对稳定性，守旧势力强大，故新政失败。

“庆历新政”背景——内忧外患之下垂垂老矣的北宋王朝

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诸多封建王朝中，北宋王朝可以说是一个软弱的政权。它从没有实现过严格意义上的全国大统一。几乎从它一建立起，外患内忧就一直困扰着它，伴随着直到它的灭亡。

1、外患，主要是指辽政权和西夏政权对它的威胁。

辽政权是由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于贞明二年（916年）建立起来的。到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时，其领土进一步扩大，“东至于海，西至金山（阿尔泰山），北至胪朐河（克鲁伦河），南至白沟，幅员万里”。北宋政权建立后，曾多次对辽用兵，想统一北方，结果都以惨败而告终。此后一直处于被动挨打局面。景德元年（1004年），辽军大举南下，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附近，迫使北宋政权与其签订了“澶渊之盟”，北宋处于屈辱和妥协的地位。

北宋疆域图

西夏政权是党项族建立起来的。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，元昊称帝，建大夏国，史称西夏。其领土“东尽黄河”，西界玉门敦煌县西，南接萧关宁夏固原县西南，北控大漠，地方万余里，倚贺兰山以为固”。从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起西夏不断地对北宋用兵，多数战役均以北宋王朝的失败而告终。直到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，双方签订了和约，北宋仍处于屈辱、妥协的地位。

2、内忧，主要是指国内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。

由于北宋统治者采取“不抑兼并”和“田制不立”的政策。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土地。到北宋中期，已达到“势官富姓，占田无限，兼并伪冒，习以成俗”的地步。广大贫苦农民丧失了土地，又不堪忍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。在北宋的“恩逮于百官者，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，不宙其有余”，的统治政策下，他们无以为生，只有铤而走险，起来进行武装反抗了。淳化四年（993年）初，四川爆发了以王小波、李顺为领袖的农民大起义，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“我疾贫富不均，今为汝辈均之”的战斗口号。从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到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农民和士兵的武装起义，是“一年多如一年，一火强如一火”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京东王伦起义，京西张海起义和河北王则起义。

简而言之，进入北宋中期，阶级矛盾、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，已经严重地危及到北宋王朝的统治。面对如此严峻形势，统治集团内的一些有识之士，纷纷起来发出了改革的呼吁。

王禹偁

在宋太宗统治的末年，王济就曾上疏，提出“择左右、别贤愚、正名器、去冗食、加奉禄、谨正教、选良将、分兵戎、修民事、开仕进”等十事，要求赵光义进行改革；真宗时期，王禹偁亦上疏言五事，提出：“谨边防，通盟好，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”、“减冗兵，并冗吏，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”、“艰难选举，使入官不滥”、“沙汰僧尼，使民无耗”、“亲大臣，远小人使忠良蹇谔之士，知进而不疑；奸险倾巧之徒，知退而有惧。”

仁宗统治时期，由于危机的进一步加深，要求改革的官僚越来越多，当时朝中的大臣如富弼、韩琦、欧阳修等，都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，而其中言论最为激切，改革措施设想得比较周全的，就是主持“庆历新政”的范仲淹。

短命的新政——十项举措，一年荒废

范仲淹（989年——1052年）字希文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少时贫苦，勤于学习，志向远大，常“以天下为己任”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中进士，仁宗时，曾率兵镇守延安，抵御西夏、西夏不敢进犯，说他“胸中自有数万甲兵”。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内部，他比较开明，正直清廉，关心国计民生，主张革除积弊，改革政治。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，他被推到了改革的前台，担当起了改革的重任。

赵受益

当时的仁宗皇帝，面对日益严峻的统治危机，也有点忧心如焚，“帝既擢任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，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，数令条奏当世务。……既又开天章阁，召对赐坐，给笔札使疏于前。”其急迫之心情溢于言表。于是，范仲淹、富弼等经过深思熟虑，向宋仁宗上了一个奏折，详细而又系统地阐述了改革派的意见和主张，这就是有名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。

范仲淹首先对北宋王朝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了精确的分析“纲纪法度，日削月侵。官奎于下，民困于外，夷狄骄盛，寇盗横炽，不可不更张以救之。”。并提出了改革的指导思想“欲正其末必端其本，欲清其流，必澄其源”，接着，他们提出了十项具体措施：

一曰：“明黜陟”

根据北宋官制中“不限内外，不问劳逸，贤与不肖并进”的弊端，提出“今后两地臣僚，有大功大善则特加爵命，无大功大善更不非时进秩”，“内有事状狠滥并老疾愚昧之人，不堪理民者，别取进止”。意即应以官员的实际才能定升降；对老弱患病愚昧者以及“不为百姓办事的人”，一律予以淘汰。

二曰：“抑侥幸”

针对北宋时期“大两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，明异于庶僚，复更每岁奏荐，积成冗官”的积习，造成了“冗官至多，授任既轻，政事不举，傣禄既广，刻剥不暇”的恶果，提出要严格控制恩荫授官的层次和数量，以达到“内外朝臣各务久于其职，不为苟且之政，兼抑躁动之心，亦免子弟充塞锉曹，与孤寒争路，轻忽郡县，使生民受弊”。

三曰：“精贡举”

北宋时期，由于“国家专以词赋取进士，以墨义取诸科”，出现了“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，虽济济盈庭，求有才有识者，十无一二”的状况，提出“固当教以经济之业，取以经济之才，庶可救其不逮”的主张。也就是说要培养具有真才实学、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用人才。同时，对各地各级的荐举和考试方法，也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。

范仲淹

四曰：“择官长”

范仲淹认为，“今之刺史、县令，即古之诸候，一方舒惨，百姓休戚，实系其人。故历代盛明之时，必重此任”。可见地方官吏的才与不才、贤与不贤，是极其重要的。而北宋当时的情况又如何呢？“今乃不问贤愚，不较能否，累以资考，升为方面”，于是出现了“懦弱者不能检吏,得以蠢民;强干者惟是近名,率多害物。”其结果是“邦国之本，由此凋残，朝廷虽至忧勤，天下何以苏息？”因此，必须严格选官制度，“今后所差知州、知县、县令、并具合入人历任功过，举主人数闻奏，委中书看详，委得允当，然后引对”。这样严格选出的官吏，才能“为陛下爱惜百姓，均其摇役，宽其赋敛，各使安宁，不召祸乱，天下幸甚”。

五曰：“均公田”

北宋前期，由于“入仕门多，得官者众”，不少人几年也等不上一个实缺，物价上涨，傣禄不继，“士人家鲜不穷窘，男不得婚，女不得嫁，丧不得葬者，比比有之”，只好借贷度日。一旦得到实缺，“必来见逼，至有冒法受赃，赊举度日，或不耻贾贩，与民争利。既非负罪之人，不守名节，吏有奸赃南不敢发，民有豪猾而不敢制，奸吏豪民得以侵暴”。于是老百姓遭殃了，“贫弱百姓理不得直，罢不得诉，摇役不均，刑罚不正”。

六曰：“厚农桑”

由于“国家不务农桑，粟帛常贵”，加之“贫弱之民，困于敛财，岁伐桑枣，膏而为薪，劝课之方，有名无实贫弱之民，困于赋敛，岁伐桑枣鬻而为薪，劝课之方有名无实”故范仲淹等建议，“降救下诸路转运司，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，可兴之利，可除之害”，从而达到“下少饥岁，上无贵杂”，并认为这才是“养民之政，富国之本”。

七曰：“修武备”

由于当时西夏对北宋的严重威胁，北宋军队多集中于西北，京师空虚，一旦发生事变，将措手不及。范仲淹等建议，“先于瓷内并近辅州府召幕强壮之人，充京徽卫士，得五万人以助正兵，足为强盛。”并使其“三时务农，大省给赡之贵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。”认为，“此实强兵节财之要也”。

范仲淹

八曰：“减徭役”

北宋中期，不少地方人口、户数锐减，而设一县之数一如唐时，百姓受服徭役成倍增加，“非鳏、寡、孤、独不能无役。西洛之民，最为穷困”。因此，范仲淹等建议“并省诸邑”、“所废公人除归农外，有愿居公门者，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减省归农，则两不失所”。这样一来，“但少徭役，人自耕作可期富庶”。

九曰：“覃恩信”

北宋时期，天子每三年举行一次祭祀大典。大典之后，要大赦天下，“赦书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，以其罪罪之”。天子恩泽于民，其速极快，但到北宋中期，情况却不同了。一方面“大赦每降，天下欢呼”；另一专面，却是“一两月间钱谷司存督责如旧，桎梏老幼，籍没家产。至于宽赋敛、减徭役、存恤孤寡、振举滞淹之事，未尝施行”，至“使天子及民之意尽成空言，有负圣心，损伤和气。”就是说，皇帝想借大赦，对臣民施之仁政，却被中下层官吏阻隔，延误了。因此，范仲淹等建议“今后赦书内宣布恩泽，有所施行，而三司、转运司、州、县不切遵察者，并以违制例徒二年断情重者，当行刺配。”

十曰：“重命令”

北宋中期，“国家每降宣救条贯，烦而无信，轻而弗漂即严厉，上失其威，下受其弊”。之所以会如此，主要是“朝廷采百官起请，率尔颁行，即昧经常，即时更改，此烦而无信之验矣”。也就是说，政府的政策、法令，未经过慎重的论证和考虑，轻易宣布和下达，朝令夕改，民无所适从，政府的威信也丧失了。因此，范仲淹等建议“今后百官请起条贯，令中书、枢密院看详会议，必可经久，方得施行”，一旦颁行天下，“必期遵守”，不予贯彻执行者，必须给予严厉处置。

欧阳修

随后，欧阳修、富弼、余靖等人也纷纷上疏，提出改革建议，推动新政的进行。这样一来，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新政纲领，除厚农桑和修武备未认真施行外，其余各项，在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十月到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五月，由仁宗皇帝以诏书形式，陆续颁布全国，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变法运动。

可惜这轰轰烈烈的改革历时仅一年，很快就失败了，庆历五年（1045年）正月，“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，知郊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枢密副使、右谏议大夫富弼为资政殿学士、京东西路安抚使、知郓州”。两个主持变法的核心人物被贬逐出了京城，随即降诏罢仲淹和富弼。接着，一大批新政的积极推行者杜衍、韩琦、欧阳修也先后被罢官，贬出京师。

从三方面来看“庆历新政”失败原因

为时仅一年的“庆历新政”，它是北宋统治阶级为挽救统治危机而作的一次尝试。就其性质而言，它也只是一次极不彻底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。范仲淹所建议的十项改革措施，就其内容划分，大致可以分成二大部分：限制特权、改善吏治和提高行政职能方面的内容，这大致有七项，即`明默险”、“抑侥傣”、“精贡举”、“择官长”、“均公甲”、“重命令”、“覃恩信”；关于富国强兵和缓和阶级矛盾方面，有“厚农桑”、“减摇役”、“修武备”等三项。

显然，范仲淹是以限制特权、改善吏治这一方面作为这次“新政”的中心内容的。希望通过吏制改革，带动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。但却忽略了当时最主要的阶级矛盾——土地兼并！在宋代土地私有制的全面确立的朝代，范仲淹很难冲破阶级的限制，真正消除社会矛盾。

土地兼并问题

由此可见，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，也是当时社会发展弊端的集中体现，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，故此对其失败原因加以分析如下：

（一）直接原因——“夏竦告变”来自官僚体系内部的自我争斗

“庆历新政”所推行的种种改革，在方方面面或多或少触犯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，尤其是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。因此，不肯让权让利的保守势力十分痛恨新政，以致迁怒于新政的主导者及支持者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等人，并试图将他们赶下台，逐出朝廷，以中止新政。

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叫夏竦，他是一个资深大员，曾做过镇守西北的主帅。宰相吕夷简病退时，他以为凭资历自己可接任宰相，没料想在欧阳修、石介的批评下，不仅没有当上宰相，连枢密使的职位也得而复失。于是他恼羞成怒，把矛头指向改革人物，给予猛烈攻击。

夏竦具既有一般官僚反对“庆历新政”的心理，又有曾为“君子之党”斥责鄙视过的仇恨，更有其特具的复仇野心和手段，凭他过人的“权术”，利用抓住的把栖，选中富弼和石介作为进攻的突破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。“乃使女奴阴习介书”，经过长期模拟终于制造了这起“政变”案。在朝中已深感孤立的范仲淹也顿失昔日的斗争精神，只好请求外调，以避嫌疑。范、富先后离开了斗争的第一线，至此，“新政”的失败已成定局。不久范、富等人也就以“更张国纪、纷扰国经、凡所推荐多挟朋党”的罪名被罢黜。范仲淹直到生命临终，仍对此颇为遗憾，本来想“进贤援能”、“敦本抑末”结果反遭受百种之谤。

夏竦

综上所述，可见“夏竦告变”是新派与反对派矛盾激化的产物，导致这一矛盾激化。关键是“朋党之争”，公开宣扬“朋党之争”使革新派陷自身于孤立，授敌人以口实，也触犯了仁宗皇帝的三番五次禁令，而封建社会中的任何改革失去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也就必然迅速失败。

（二）主观原因——北宋朝廷稳定的“颓废”

1、社会矛盾的复杂性。

仁宗前后，虽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，提供了改革的客观条件，但是，庞大的王朝还有它的实力，乍看还是气势逼人的。有人对北宋中叶的财政作过研究，结果表明虽然计司总管的财政有困难，但皇帝直接控制的、真正掌握财政的内库却甚为丰裕。仁宗一朝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，甚至还有节余。仁宗以后历朝，也是把真仁二世当作盛世来歌颂的，并不是大部分士大夫能明察的。

2、社会的调节功能与稳定性。

北宋王朝较之前代，在政治上更为成熟。各项统治政策的完善，使这个王朝更具有稳定性、应变性。王评价宋仁宗一朝的政治，认为“中国之人，安逸蕃息，以至于今日者，未尝妄兴一役，未尝妄杀一人……，宁屈己弃财于夷狄，而不忍加兵之效也。”并说“募天下骆雄横滑以为兵，几至百万，非有良将以御之，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，……一非有能吏以钩考，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，流者填道，死者相枕，而寇攘者辄得”。州县官吏选拨虽不尽其人，但人才被埋没者极少。这些评价虽不乏溢美之辞，但也可由此看出北宋统治者采取的政策具有两面性、应变性。

事实上，在政治生活中，宋朝皇帝们确是依赖这一高明统治术的。以冗官问题为例，就用设闲差官来解决财政支出庞大，国家就于两税之外加征丁口之赋、杂变之赋等军队战斗力弱，其中包含着宋朝皇帝的良苦用心。太祖遗训曰“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为之防惟奸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。”所以，每当外族入侵勒索无度时，也只以“宁屈己弃财于夷狄，而终不忍兵”告慰自己。

赵匡胤

这样，范仲淹认识到的社会问题，不幸均是宋朝的传统政策所包容的。他的一套革新方案，正为传统政策所不容；虽然这些传统的应变政策，只能纾一时之难。但是，封建统治者在一阵动荡平静之后，是不热心于什么革新的。

3、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因循守旧风气。

新政者认识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陷入“因循不改，弊政日甚”“人人因循，不复奋励”的泥坑中。他们要革新，但没有把它作为革新的障碍因素考虑克服。

宋制对官吏“给赐优裕”，“恩逮于百官者，唯恐不足”，官吏士大夫感恩戴德尚来不及，如何肯言改革中下级官吏或老得耳聋听不到讼诉，或眼花已看不成文案，有的只揣摸上司之喜怒，或几月以至成年不理政事，普遍地因循守旧，沉酒于太平盛世的幻觉中、“一切因任自然之势，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”。因此在经济关系还是强大的封建制时，宋代中叶已经形成的那样一种因循意识，是很难有所更张的。仅凭范仲淹等部分有远见的政治家是改变不了这种社会局面的。

总之，经过对客观社会诸方面的考察，可以认为虽然社会提供了革新的客观条件，但无论是时机上，还是各方面的矛盾及社会意识，都没有具备革新成功的现实可能性，革新的失败是必然的。

（三）客观原因——无法突破的阶级壁垒，改革本身存在问题

对任何一项革新来说，主观诸方面条件的具备，对其成功与否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作为新政的领导人物，范仲淹是具备一定条件的。他当时已有了二十八年的仕宦生涯，从地方小吏到朝廷重臣，从他在地方上兴利除弊到西线疆场的御夏壮举，都可以看出他已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家。人们以“朝廷无忧有范君，京城无事有希文”来推崇他，所以范仲淹就个人品质、才能方面是能胜任革新大业的。

赵翼

范仲淹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洞察也较深入，他把吏治当作关键问题。因为宋代官制到仁宗时已空前冗滥，“大有三冗，小有三费，以困天下之财。”赵翼叹道：“朝廷待臣下，固宜优恤，乃如此狠滥，非唯开幸进之门，亦徒耗无穷之费。”吏员的空前膨胀此其一，其土是官吏腐朽。欧阳修多次上书，说官场中是“濡弱不材者，或贪残害物者，”天下州县十有八九不治，腐朽的吏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。范仲淹把吏制问题作为革新的关键提出来，是有一定眼光的。但是，革新者却走了一条曲折而终归失败的道路。

首先，范仲淹的改革仓促起步，未经过填密的调查研究和准备，以几章奏折，何能包揽天下诸多弊端，穷尽治理矫弊之术！况且，正如王夫子所论：范仲淹善用其短处而不善于用其长处，“唯其长也，而亟用之”，“而范公忧之已急，虑之已密，乃使纤曲捐躁之士，得依附以售其术，固自天下己任之日，极其量而不得有余矣。”

其次，就其革新政策的针对性、可行性来看也不足称道。既以吏制为改革关键却又恢复了官吏考核制度，这些制度在王朝刚建立时也许适用，而对积弊已深的北宋中期吏制，则只是重病轻药他对官僚的恩荫特权，也是限制少于保留，这种两面性，不彻底性当然不堪一击。他还试图在科举上进行改革，以输送官吏，故以策论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，但却使“诡遇之小夫，心胥吏之心，学幕宾之学，依附公门以察其教条，窥探时局以肆其褒议。”“浮薄之士，争起而习为揣摩。”这是范仲淹所没有想到的。

新政的实施过程中，范仲淹通对仁宗之手，几个月内便大张旗鼓地将革新举措颁行全国，确有些急躁。虽然他也认为事有先后，应考虑“时所宜先”而“采可行者入手”但实际上却是“席未暖于紫禁，剑已及于寝门。议磨勘矣，覆任子矣，改科举矣，均公田矣，皇皇然若旦不及夕，而一得当以为厚。”完全没有步骤性，这样革新政策就很难一环扣一环，一步步达其初衷。

庆历新政

政策的推行机关也不足称道。当时是范仲淹坐在京城里，选派几个精明的转运使，到地方上去澄清吏制，范根据各方面的报告，翻开花名册，对不称职者，“每见一人姓名，一笔勾之，以次更易”，“既得人，则委逐路自择知州，不任事者，奏罢之。公权择通判人。”然后新任知州自择知县。这样整顿吏治，怎么也达不到他们幻想的“若然，则官修政举，则天下无事矣”的结果。同时，下层的“浮薄之士，心未喻君子之深衷，而闻风以遥和，”根本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。革新者失之主观，未能对政策实施情况加以调查，以致最后全盘失败。

总之，从主观诸方面分析，革新派在对待政策对象、政策贯彻落实及任用官吏上具有明显的主观片面性，这样就导致庆历新政在推行上遇到麻烦，因受阻而停顿。

虽然庆历新政在表面上失败于夏竦告变，即以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大造朋党论，诬说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结党为奸。迫使富弼、范仲淹自请外任，接着被罢了相位。但究其根源则是“庆历新政”本身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。革新派虽然抓住了吏治这个中心，但政策缺乏正确性、可行性。虽然认识到了“改弊政于久安，非朝夕可也”，但并没有引起主观上的高度重视，尤为致命的是在新政过程中缺乏周密的部署，在官吏任用及其它方面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，加之客观环境的诸多因素，新政失败，终所难免。